老聃同仁的告白

老聃即李耳，历史上有名的老子，据说他当过藏室史即图书馆馆长的官职，鲁迅先生在《故事新编》中曾对他做过很生动的描写，虽说当时也颇命运偃蹇，而今日的图书馆馆长之属，因为能上攀他老人家，忝有同仁之称，遂甚引为荣耀。

中国历来重文化，图书乃文化之载体，图书馆又为图书之载体，总揽图书馆收藏“大权”的人，地位当然不低，似乎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，此职位大抵都由大学者、大文化人担当。远的不说，由此传统的余脉下来，蔡元培、梁启超、李四光诸公都任过北京图书馆馆长，李大钊任过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，各高等学府图书馆馆长均为知名学者、教授，以至大学里实行的“三长制”，与校长、教务长鼎立而三的就是图书馆馆长。这辉煌的时代大约已是过去了：除少数外，许多地方的图书馆馆长已不再是知名学者、教授，甚至不是学者、教授，事情也难怪，如今哪还有那么多真正知名的学者、教授———有数的几位或有更要紧的用场，或自己未必愿意当。再说，现今这馆长的事情也非必得知名学者、教授去做，或由知名学者、教授去做反倒忙不过来因而做不好。有的地方，馆长还由知名学者、教授当的，挂名而已，实际事情别人干；更多的地方，干脆毋劳学者、教授尊驾，“万金油”牌干部都可以当。图书馆馆长价值的跌落是很显然的，大学里已不实行往昔的“三长制”，即或有位居“三长”之尊的，也没了图书馆馆长，而是补进了总务长。

时移俗易，现今图书馆馆长要干的事情确乎非老聃、非老聃以后各代老聃同仁所可比。且不说国外出的书刊，国内每年仅图书就是近十万种，有限的经费如何“好钢用在刀刃上”，挑选哪些书刊进行藏书建设，恐怕馆长先生只能大而化之定些框框，在《社科新书目》、《科技新书目》上选书大抵是编目部工作人员的活儿了，更遑论考订版本，拜访方家，奔走书肆刻意搜求！此事从别一方面说，即便有学识有眼光有功夫，也恐怕常常是没钱。

钱这东西，老聃先生当馆长时不知是否为之困扰？近之中国的图书馆馆长们几无不为之伤透脑筋，只见书价一路上扬，却不见购书经费同步提升，遂使举国各馆无不纷纷砍报砍刊砍书，作为国家图书馆的北京图书馆亦不例外。“巧妇难为无米之炊”，馆长们又岂能为无钱之图书馆馆长！据说某县图书馆全年唯订一份报纸，即当地广播电视节目报，乃因上面所拨经费除去人头开支，只够订一份报，而此唯一之报则非广播电视报莫属，因为诸色人等都要看电视，诚所谓老少咸宜也。

在钱袋羞涩的情况下，馆长们更多忧心的大抵倒并非购书多少，而是馆员收入多少。此事之重要，非身在其位者实难体会。收入过低的馆员，或者跳槽，或者怠工，或者将内心的不平化作一股戾气，不知何时何处一触即发，多米诺骨牌似地引爆一系列纠纷。人是第一因素，断乎忽视不得。从正面说，图书馆馆员服务态度不好，服务质量不高，确实应在精神文明建设上下功夫；而馆长们无不心里明白，承认物质是基础比较恰当。钱从何来？于是办公司、租馆舍、举办展销会、卖家具、卖服装、卖玩具……搞个热火朝天。一些馆长一脚在岸上，一脚在海里，其情状颇为悲壮。

今天老聃同仁烦心之事一时半下缕述不完。我有一位美国朋友，是现职的大学图书馆馆长，她来到北京某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年，一次见到她，听她很真诚地幽了一默：“哈，今天我收到副馆长的一封信，他说楼顶又漏雨了，一排书架也塌了，看到这里，我心想，幸亏我不在。”由此看来，中外也颇相似。硬件即使改善了，维护起来也是大费周章，尤其现今配备电脑，所需费用更为可观，便是发达国家的大图书馆，也大叹穷经，叫苦不迭。